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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16日，王新林向野营传达了整编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指示，次日，南野营的抗联官兵就被正式列入苏军序列（金日成是7月18日由伏罗希洛夫城抵达伯力，下榻周保中在伯力的寓所。7月19日周保中抵达伯力，向金日成传达了旅的组建一事）。
要注意到，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建立并未经东北党讨论，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在7月16日应允王新林时，可能尚未来得及作深思熟虑而只是单纯接受了苏军的一项指示。7月20日，他就将苏方指示以及与张寿篯（李兆麟化名）一同向苏军做出的承诺，通报给了北野营的党委。
1、苏联对东北抗联的仓促整编
7月23日，远东方面军司令部派苏籍军官杨林到北野营宣布人事任命并布置工作。杨林被任命为参谋长。当天稍晚，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与金日成抵达北野营，立即着手内务整理及发放新军装。
24日，周保中召集北野营全体官兵，宣布远东方面军司令部的整编命令及主要干部的任命。25日，远东方面军司令部派人到野营巡视，就旅的人员、武器、装备、后勤以及营舍建设等工作提出建议。
同一天，苏籍副旅长、军需处长相继抵达北野营。29日，远东方面军司令部派出将在旅内职务的12名苏军军官到北野营。当时，东北党领导人中只有周保中曾到莫斯科留学，但并非军事院校，其他人也都没有在苏联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对于正规苏军的建制与整训工作并不清楚。
远东方面军司令部派出的苏联军官，除有加强对旅的控制的考虑，主要工作是帮助旅官兵的整编与训练。
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布置，至1942年7月底，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整编工作第一阶段基本完成。只是，时间是如此之仓促（苏方7月16日发出指示，7月23日周保中返回野营通告），以至于那些在苏联的抗联官兵尚来不及全部集中到北野营（更没有时间召回那些正在执行派遣任务的官兵、留守东北的游击队，以及在南野营的官兵），甚至于王效明、王明贵、姜信泰、于天放、陈雷、金策、安吉、柴世荣、季青等重要干部都不在北野营。
无论如何，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正式建立了。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巴纳先科大将在1942年11月签署的授衔文件中，已经使用了“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
苏德战争爆发后，周保中曾提出东北抗联加入远东方面军遭王新林（苏联远东军与东北抗联直接对接人，本人是苏联白人，原名瓦西里，抗联人叫顺嘴，叫成王新林）拒绝，此次王新林主动提出要归编东北抗联，并承诺保留东北党的组织与政治独立性，自然令周保中喜出望外。
7月23日同王新林与阿巴纳先科大将会谈后，周保中就开始给各部官兵分别写信，通告已经接受苏军整编的决定。他先是在当天早些时候给崔石泉与北野营党委写信，通报了将接受苏军整编，并解释此举目的是得到更好的训练教育、更充分的战斗准备，以使现有的东北抗联人员更加集中与巩固。周保中要求北野营党委将此决定通报给全体官兵并做好解释工作。
在次日发给执行派遣任务的人员信中，他还提出接受整编的好处：
我们东北抗日联军（包括中共东北党组织）游击队在远东红军的领导和帮助下，我们不但免去了在东北斗争中有被日寇消灭的危险，而且对于将来发展的巩固基础，已得到了完全保证。
7月26日，他写信给南野营官兵，强调：
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前途问题以及斗争策略。中共东北党组织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完全有保障的解决办法。现正顺利进行中。
这些信同时也从侧面印证，接受苏军整编的决定并非由东北党讨论作出。
2、悬而未决的党组织问题
1942年8月，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部接连派人到北野营指导整编工作。8月5日，阿巴纳先科大将的代表到野营召集全旅军官及政工人员训话，指出全旅官兵肩负着重大责任，称自8月4日开始的训练重点是培养指挥人员。他就旅内工作提出一系列指示，比如中苏官兵之间的交往原则、男女关系问题等。
18日，阿巴纳先科大将偕政治委员以下各部长亲往北野营巡视各项工作，他一再勉励全旅官兵，称已经给相关部门做过指示，将尽力满足旅工作的各项需要。8月30日，阿巴纳先科大将再派两位校级军官到北野营巡视，代表他本人视察野营建设工作与旅内教育实施情况等。9月1日，远东方面军司令部派医务委员会到野营为全旅官兵体检。密集的巡视也反映出远东方面军对这支新组建部队的重视，尤其是，方面军总司令阿巴纳先科大将多次亲往指导。
关于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成立之后的党组织问题，周保中发出的很多信函都提到这一问题已经得到完满解决。
7月26日他委托金日成带给南野营官兵的信就称，东北党组织问题现已得到“完全有保障的解决办法”。不过，他所谓的解决即指旅党委的建立，而非单单是东北党组织的独立与集中统一。
周保中关于旅党委的职权定位有两方面：
第一，组织与人员构成上，旅党组织包括野营官兵与在东北的游击队，是东北党组织的新基础；第二，工作内容方面，旅党组织只讨论旅内工作而不是东北游击运动，并且完全对远东方面军总司令负责并听从其命令指示，而不属于南满、吉东或北满省委。
除旅党委，是否还要重建既有的东北党组织，在苏军方面与东北党内部都有分歧。阿巴纳先科大将和王新林都建议保留原有的吉东、北满党组织，建议成立一个“共同委员会”。而北满领导人张寿篯（李兆麟化名）等却坚决反对，认为不必重建东北党组织。周保中最终接受了苏方的建议，并对张寿篯大表不满。他认为张寿篯就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十足机会主义风头主张，从来因沿时令党混子之面目大露……不能忍大骂之，表示不能合作，耻与为伍，遂发生冲突”。
这一情节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冯仲云描述为，张寿篯希望取消东北党组织，将抗联变成苏军的正规部队，“周保中、金日成、崔庸健、金策、我都不同意变成苏联党，而只有张寿篯（李兆麟化名）不坚持这个意见，大家都不同意了，他也没说出什么来”。
结合苏德战争爆发后王新林拒绝将东北抗联并入远东方面军的做法，他此时不太可能会要求取消东北党组织，至少在形式上会保留。只是，无论是新成立旅党委，还是保留之前党的组织系统，东北党已经很难谈得上有真正的独立。
一方面，东北党已经无法独立自主地决定部队的大政方针与具体实施，甚至很难独立地主持党政军的日常事务，已经丧失了对旅官兵的指挥权；另一方面，王新林不仅将苏联军官安插到旅内各级重要职务上，在旅的训练、组织、后勤、指挥等环节也都要求“实行苏军制式”，要求服从远东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如此，尽管东北党名义上保留了组织与政治独立性，实际上只是维持了一个领导全旅的名分。
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成立后，有关党组织的问题迟迟悬而未决还一度造成党委工作和组织工作出现消极散漫的状况。
3、特别支部的成立
针对这些状况，北野营党委于9月5日给在伯力的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写信，建议新成立的旅党委除了与联共（布）党发生关系，还要同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建立直接的组织关系并接受东北党委员会的领导，负责全旅之中共党员及下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这封信开头的称呼是“北满及吉东党上级负责周保中张寿篯并鉴”。北野营党委还建议改组党委，以建立一个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的和统一的中共东北党高级领导机关，尤其是消除东北党内原有的“山头主义”，以及那种“你是你、我是我这样不适当的任何现象”。
接到北野营党委信的当天，王新林在伯力接见周保中、张寿篯，就旅党组织问题接受了周保中最初提出的方案，即旅中共党组织应包括原东北党全体成员，作为东北党组织的新基础。根据王新林的指示，9月13日，周保中、张寿篯在北野营召集全体中共党员大会讨论解决旅内中共党组织问题。
周保中首先提出改组原有中共东北党组织以及建立旅党的组织的必要性，指出为了适应新环境、担负新的任务，必须改组原有的中共东北党组织系统，建立“独立步兵旅中共党东北组织特别支部”。
关于这一“特别支部”与原中共东北党的关系，周保中讲了五点：
第一，中共东北党组织基本不改变，旅党组织包括在野营与派遣的所有党员；第二，“特别支部”对原有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关系不改变；第三，旅长（中共党员）与旅政治委员（中共党员）负责“特别支部”的领导工作，即包含政治的和组织的原则问题，旅政治委员直接负责支部局的领导工作；第四，保持中共党革命斗争条件下的相当的党的秘密；第五，“特别支部”与旅内联共（布）是兄弟关系，可以合开公开大会和积极分子会议，互相做必要的工作通报。
关于领导权问题，周保中提出旅党支部局和党员只能执行旅长和政治委员的原则指示，并且不能随意讨论中共的政治路线与组织问题，党组织由旅长和政治委员领导下的党员大会选举支部局执行委员九名，候补委员两名（妇代、青代各一），在政治委员直接领导下执行旅党的工作。
“特别支部”以下每营和直属部队为单位建立党小组。如此一来，旅长和政治委员不仅是军事最高指挥者，也负责旅内党的领导工作，旅的党和军事指挥权都高度集中到周、张二人手中，东北党原有组织（包括“特别支部”）权威就被极大地削弱。
1942年11月12日，周保中关于旅党与东北党的关系问题，有过如下记载：
（1）旅党组织应包括全部，在东北活动。（2）旅党不包括东北地方组织（吉，北省委及其他）。（3）党组织形成。（4）吉东、北满旅组织对于旅党关系问题的决定。（5）旅党领导机关的产生和干部。（6）旅党组织，连为基本支部，连以下分小组。（7）政治委员与党委系统关系问题。（8）旅长与政治委工作责任的区分与关系问题。（9）政治工作组织系统。
4、东北抗联党组织的独立性问题
针对旅内中共党员中间讨论较多的问题，即“旅的改变与中共党组织和东北游击运动问题有矛盾”，周保中作了专门的解释。
他主要还是讲宏观的原则，建议从全局看待问题：
当然若从局部观点和形式上看去似乎有矛盾，但若从社会主义世界劳动祖国反德国法西斯战争环境，以及世界自由民主人民国家反法西斯战争联盟，以及我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前途看来，并要从东北党组织本身和东北游击运动本身看来，那末不但不有矛盾，而且是重新奠定了东北党组织的新基础和东北人民解放斗争的有力保证。全体党同志应稳固站住这一脚步向前进。因此随着旅的建立，必须重新改组A、B两野营及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的党组织，使之适合于新环境，担负起新的任务。
周保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谈及此事，更多是强调东北党对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组建发挥的主导作用，称旅内“设两个党委，其中有一个苏共党委，一个中共党委，在旅的建制上，我们是指挥员，苏联同志为副指挥员。当时我们党是独立的，政治生活是区分的，但政策上是一致的。”
在另一次谈话中，周保中还讲到：
一九四二年八月四个省委合并成立了东北党委员会。……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五年这时期抗联将近两千多人（其中远东中国工人和苏联的纳那伊人占半数多），全都合在一起，成立了教导旅，我任旅长，在东北党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42年组建的东北党委员会书记是崔石泉，而崔石泉显然不能领导周保中。
与此相对，冯仲云的讲述更接近事实，他说：
周保中好像个领袖似的，不参加党委。野营东北党委即管内部事情，小部队的活动由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负责。不仅党的改组遵循了王新林的指示原则，9月会议决议也首先交由王新林审查。周保中、张寿篯在会前拟定的决议草案就指出，全体党员一致拥护建立独立步兵旅，坚决执行党组织的革命战斗任务，并且委托周保中、张寿篯将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建立的经过情形报告给王新林，并求得王新林的“更紧密的指导和援助”，使中共东北党的行动更有保障。会议结束后，周保中、张寿篯立即将报告书和决议案提交王新林审阅，并询问其内容是否与苏方的意旨存在分歧，称如果没有分歧就确定下来了。
由此，东北党的独立性实际上很难称得上完全。
周保中在9月13日的会议上，还肯定了苏联的援助及其对抗联的改编。他指出，正是由于王新林的指导和帮助，以及东北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东北游击运动得以避免彻底失败，在极度困难的形势下保存了党的干部和游击战士，如此也确保了东北解放事业的前途和命运。
关于接受苏军整编，组建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周保中指出：
虽然不大不小的东北游击运动问题，但是根据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趋势，和社会主义祖国战争的严重环境，估计到东北人民解放的远景和东北游击运动的实际状况和出路，我们是很满意的接受了王新林同志指示，而改编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为独立步兵旅，隶属于远东军总部，成为红军正规军队之一。同时在内容上保持东北抗日救国战斗传统，这是正确必需的。
旅组建后，王新林还敦促加快完成两个野营官兵的合并，主要是将南野营官兵搬迁到北野营。周保中先是委托金日成前往南野营向野营苏军负责人瑞金转达搬迁事，并与张寿篯（李兆麟化名）联名致信瑞金，请其对金日成的工作提供关照。鉴于南野营部分官兵在外执行派遣任务，周保中还分别写信指示他们尽快返回北野营集中。
仅仅1942年12月15日一天，周保中就分别发出给柴世荣、季青、安吉、崔贤、朴德山、姜信泰（由王效明转达）等人的信件。10月28日，金日成、柴世荣、季青率26名官兵由南野营归到北野营，同日，金光侠、高万友、柳昌全等也归回北野营。
不过，相对于留驻南野营官兵的集中与搬迁，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苏军不愿交出那些执行派遣任务的官兵。
至1943年春，旅的人数仍未达到原定的标准。在1943年1月10日给王新林的信中，周保中要求将南野营滞留人员（20名以上）以及苏军由南、北两野营直接派遣的人员（约180名，其中南野营120名，北野营60名）总计200名，尽量清理收集、并派回北野营，使他们接受系统的训练成为更有用的战士。
他说，这样做不仅会增加游击队员成分的比重，也能提升部队官兵的素质，有利于新的派遣工作的展开。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周保中到1943年春仍在要求远东情报机构至少交回120名抗联官兵，他表示已向远东情报机构提交了应当派回的人员名单（241人），称苏军可以留下其中的半数继续工作，但至少应派回另一半人，交还中共东北党组织关系方面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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